两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的文明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后工业化的资本主义社会由高度一体化走向分裂,现代西方人正在经历着一场信仰危机和生存危机。现代人的生存危机感可以归结为两种。其一是对世界的荒诞感;其二是对自身的焦虑感[1]243-256。对于现代人来说,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如何在否定或抛弃传统信仰的基础上重建新的信仰,寻找新的超越人自身的可能性。但是,一方面信仰危机为个人生存的真正的真实性提供了无限广阔的前景,另一方面也使人陷入了重重困境,面临种种危机处境而无比苦恼,迷茫和焦虑。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Wool,f
1882-1941 )作为现代主义派的代表,其小说也体现了现代主义的特点,即对自我的苦苦探索,但在其探索过程中往往找不到出路,所以死亡的主题出现了。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奥兰多》一书中感慨道:“会不会是死的愤怒必得时不时地遮蔽生的喧嚣,免得它把我们撕成碎片?会不会我们天生必得每天一小口一小口地品尝死亡的滋味,否则我们也就无法继续存活?”[2]34纵览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主要作品:《远航》、《雅各布的房间》、《达洛维夫人》、《到灯塔去》以及《海浪》,这五部小说反映了弗吉尼亚·伍尔夫在不同的生活阶段对生活的理解而且这五部小说都突出地呈现了死亡的意象:《远航》中雷切尔的死;《雅各布的房间》中雅各布的死;《达洛维夫人》中塞普蒂默斯的死以及达洛维夫人的精神死亡;《到灯塔去》中拉姆齐夫人的死以及《海浪》中帕西瓦尔的死。因此通过细致深入地分析这五部反映了弗吉尼亚·伍尔夫对死亡的敏锐感受和深刻思考的小说,同时结合弗吉尼亚·伍尔夫的生平,可以更进一步地了解弗吉尼亚·伍尔夫对死亡这一主题的理解过程以及其对生活的独特领悟。
一、亲人的死亡对伍尔夫影响
弗吉尼亚·伍尔夫年仅13岁时,她就面对了“死亡”这个沉重而不可解的命题。失去了母亲后的伍尔夫出现了严重的精神崩溃症状,并试图自杀。然而,悲剧并非到此为止。1897年伍尔夫的姐姐斯特拉的离去无疑又是给了伍尔夫当头一棒。无情的命运并没有轻易地放过伍尔夫。她所敬仰的父亲于1904年因患癌症而辞世。伍尔夫脆弱的神经再也承受不了如此痛苦的打击,她于父亲去世后不久精神第二次失常,好不容易度过了这一段阴郁的日子,两年后,伍尔夫亲爱的哥哥索比,布卢姆斯团体的中心人物,又因在希腊旅行时染上伤寒而去世。接踵而来的亲人死亡的打击,使年少的伍尔夫愤慨于命运的残酷性,心中过早地便出现了死亡的阴影。如果说亲人们的相继离去使伍尔夫觉得死亡不再是遥不可及的话,那么她内心的孤独,恐惧又使得她自觉地倾向了死亡。这种女性的孤独感来自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因其日渐的性别意识与父权意识形态撞击所产生的痛苦[3]112。从本质上来说,伍尔夫当时所生活的英国社会是一个男权中心社会,伍尔夫作为为西方女权主义的先锋,她更能真切地体会到理想与现实的种种矛盾。于是孤寂,焦虑与惶恐纠缠在一起,投射到了她的主要作品中,便在人物身上凝为了强烈的死亡意念。
二、死亡的早期之思
《远航》和《雅各布的房间》是伍尔夫创作初期的代表作品。“死亡的意识及潜在威胁一直弥漫在《远航》这部小说中。”[4]74-75《远航》中,轮船起锚驶向大海的一刹那,“天空蔚蓝柔和,海面平静无波,这一刻因预示着未来天地的广阔和自由而充满了意义”[5]24。轮船在海上的行驶,象征着少女雷切尔走出自我封闭,走向广阔,未知的世界。在南美洲的小岛上,姨妈为雷切尔提供了独立的房间,她在那里忘我地徜徉在自我感觉的海洋里:她读易卜生的书,把自己想象成其中的角色大声地朗读。此时的她“被一种怪异的感觉惊讶得说不出话来:她竟是坐在扶手椅里,在这样一个早晨,在这个世界的中心。房间里来来往往的人是谁,为什么要把东西搬来搬去?还有生活,生活是什么?只不过是一道闪光掠过事物的表面,旋即消失,就像她将来也要消失一样,只留家具在这个房间里”[5]123。雷切尔在这一瞬间的感悟是对生命跨越时空的思考,对个人在宇宙中渺小的感叹。这一瞬间的冥想使她真切地感受到自己的存在却仍然不知道自己身处何方。在雷切尔的自我与现实的冲突之中,伍尔夫将存在的意义这一问题反复地提出,只是在雷切尔的自我渐渐苏醒的时候,她却在故事结束时突然得病死了。留下疑问给读者思考:如果雷切尔不死,她是否可以找到真正的自我?正因为伍尔夫当时还没有合适的答案可以提供,所以她也只能安排雷切尔之死,仿佛死是一切痛苦,悲哀和烦恼的消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死自有它的积极意义。
“《雅各布的房间》描写的是个人的完整一生一直受到死亡的可能性的威胁。”[6]130雅各布的死其实早在小说的开始已经埋下了伏笔,家人寻找他的呼喊就预示着他的不祥结局。雅各布的一生有不同的阶段的不同瞬间构成,但是每一个瞬间皆是雅各布在被人眼中的印象。从孩童时期,到剑桥的学生,到青年律师,直至从军,阵亡。雅各布在故事结尾时突然死去。在这个小说的发展中雅各布似乎离我们越来越近,但最后像一片阴影从我们眼前飘过。雅各布的一生提供了一个历史框架,人们的故事在其间展开,而死亡信息贯穿全文。而真实的雅各布从来没有出现过。看完《雅各布的房间》,我们不禁要问“雅各布是谁?他的生活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存在?他的死有何意义?”这些问题同样也困扰着当时的伍尔夫,她无法找到正确的答案,所以才有了《雅各布的房间》这部文学作品的死亡之思:生命意识和死亡意识共存,事由的开始和形成已包含着结束和毁灭。此时死亡对于伍尔夫而言,充满了无奈,叹息与呢喃。
三、向死而生
小说《达洛维夫人》是弗吉尼亚·伍尔夫的成名作。在《达洛维夫人》中,伍尔夫塑造了一位向死而生的女主人公克拉丽莎·达洛维形象。在小说中的开始,克拉丽莎为了给晚宴做准备而选择清晨去买鲜花。弗吉尼亚·伍尔夫通过意识流的手法把克拉丽莎过去几十年的生命体验和生活琐事随着女主人公的步伐移动在伦敦的街道上而缓缓展现在读者眼前。随着克拉丽莎流动跳跃而杂乱的思绪,她那貌似平静和温馨的生活表象一点一点地抹掉,读者看到了一个内心深处心理复杂的女主人公。虽然克拉丽莎婚后的生活优裕富贵,她却经常感到寂寞和孤独。理查德在物质上给克拉丽莎提供了强大的保障,但是这对夫妻在心灵上的距离是显而易见的。再次见到彼得却让克拉丽莎的心理异常复杂。对过往事情的梳理使她更加不安定,感觉更加的孤独。表面上陶醉于奢华的物质生活,克拉丽莎·达洛维内心深处潜藏着对这种生活的不满,对生命的质问使她备受着煎熬,但克拉丽莎一次次地回避着对这种代写论文欺骗着自我的生活的质问。就是沉沦于这些世俗生活的操心中克拉丽莎·达洛维逐渐失去了真实的自我。克拉丽莎在日常生活的沉沦中经常伴有一种莫名的孤独与恐惧并充满了对死亡的担忧。克拉丽莎在为晚会买花的途中经过一家商店的橱窗,在窗前,她感到有点困惑,她想知道她死后生命是否还能继续下去。死亡时最终的沟通还是孤独?当买花回来时,克拉丽莎的脑海里仍然回旋着生与死的问题。从伦敦喧闹的街上回来大厅里冷得像坟墓,给人一种浓厚的死的气氛。
克拉丽莎由于在晚宴上奉承、虚伪的做作表现受到了彼得的冷嘲热讽,这使得她感到极端的空虚无聊,觉得自己的生命正在无情的损耗,失去了中心。在克拉丽莎在晚宴达到欢乐的高潮之时,赛普蒂默斯的医生布雷德肖的到来将赛普蒂默斯死亡的消息带给了克拉丽莎。虽然克拉丽莎与赛普蒂默斯素不相识,但普蒂默斯的死深深触动了克拉丽莎。面对普蒂默斯死亡的消息,克拉丽莎选择了离开喧哗的人群,她退回自己的房间陷入了深思,她真切地感受到死亡的威逼,有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内心深处充满了恐惧,她感到自己随时会毁灭,但却又在生命的搏动中生存下来。克拉丽莎真切地感受到了死亡的逼近。在对死亡的深思中,她发现了自己对生活的热爱与勇气,与普蒂默斯相比,她更有活下去的理由,从而打消了萦绕心头的死亡念头,决心以更积极地态度面对人生。死亡于是成为回顾,反思与前瞻生命历程的契机。克拉丽莎用她那崇尚精神自由的心智破解了赛普蒂默斯的死亡所传递的信息后,过去的苦痛与分裂开始在她的意识中清晰。经过了这场顿悟洗礼的她重新返回到宴会中,已然一个找到了灵魂归宿的修女。她决心要努力找回真正属于自己的生命本体。在死亡中彻悟了生命意义的克拉丽莎·达洛维走回到宴会的人群中,决心要全心全意地投入到全新的生活中。她要让自己的生命丰富圆满,向死而生使她更清楚该如何真实的存在。因此,在小说《达洛维夫人》的最后,克拉丽莎·达洛维回到了宴会上,回到了她的生活中,但内心却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小说结束时彼得的两句话给了我们最好的证明。当克拉丽莎再次出现在彼得面前,他似乎感到了细微的变化———有什么让他“异常的激动”,“乃是克拉丽莎,”他自言自语。“她就在眼前”。作为克拉丽莎“灵魂之死”见证人,彼得又见证了克拉丽莎心理的转变。被彼得认为是生活空虚无聊的克拉丽莎重新找回了生命的意义。弗吉尼亚·伍尔夫通过《达洛维夫人》中克拉丽莎·达洛维,其实想要向我们传递的积极信息所在———即不惧怕死亡,只有彻底领悟了死,才会真正领悟到生存的意义与生命的价值,从而可以更自由地找寻人生的意义。
四、精神永生
《到灯塔去》这部作品里,弗吉尼亚·伍尔夫塑造了一个人类美德的象征人物—拉姆齐夫人,让她的精神之光在时间的考验中熠熠生辉。拉姆齐夫人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爱的奉献者。她爱护子女,体贴丈夫,关心朋友,善待穷人,她把爱洒向人生的每一个角落。在爱的给予中,拉姆齐夫人找到了真实的自我。拉姆齐夫人在构建自我理想时体现出其精神本质,而精神意味着摆脱肉体走向永恒的努力。
《到灯塔去》的第一部名为《窗》,这是洒满爱的阳光和充满欢声笑语的一部分。拉姆齐夫人向人间尽情挥洒着她的爱心。随着而来的第二部《岁月流逝》却笼罩在死亡的恐怖中。拉姆齐夫人的女儿普鲁死于难产,儿子安德鲁则在战场上被炸得血肉横飞,而充满爱意的拉姆齐夫人也猝然死去。但是肉体的消逝并不意味着她的绝尘而去,爱的纽带维系着亲朋好友对她的思念,她的精神始终感召着每一个人。拉姆齐先生和儿子捐弃前嫌,互助互爱地实现灯塔之行是在完成她的夙愿,他们带去了对灯塔看守人的关爱和体贴,那是拉姆齐夫人爱之精神的延续。生活在拉姆齐夫人光环下的还有画家丽莉。丽莉回到了当年和拉姆齐夫人一起居住过的房子来完成她的未竟之作,恍然十年过去了,丽莉缓缓地回忆起和拉姆齐夫人相处的点点滴滴,终于豁然开朗。这一“顿悟”来自拉姆齐夫人精神之光的激励。因为拉姆齐夫人的精神鼓励,丽莉把瞬间的感悟铸成了永恒的东西。
在小说《到灯塔去》,伍尔夫主张精神主义永生。对死亡和生存的探讨是在精神领域进行的,精神范畴内的遐想使她找到了永恒的灵魂,不死的死亡。不死的死亡时在生者对死者的思念,怀想并感受死者情感感召中形成的,伍尔夫笔下的死亡这时具有浓重的不死特征。贯穿全文的象征意象“灯塔”,象征着拉姆齐夫人的追求和和谐安宁的人生境界。虽然拉姆齐夫人永远无法完成去灯塔的航程,伍尔夫让其亲朋好友在追忆中感受她的力量并在其影响下继续自己的生活。
五、向死亡发起勇敢的挑战
“在《海浪》这部小说中,死亡确定了生活的永恒的矛盾。”[7]335伍尔夫在《海浪》中刻画了英国社会中六个具有不同性格和不同身份的人物不断经受感觉和体验冲击的过程。小说以自然与人类社会相对照的形式揭示自然的变化,人物的成长以及人物在不同的阶段对周围世界的反应。伍尔夫通过各人内心独白的形式,记录了伯纳德,奈维尔,路易,苏珊,罗达这六个人物从童年到老年的内心活动的轨迹。在《海浪》中一个最引人注目的形象是大海,它象征着一种潜在性的破坏力量,随时都在威胁人的生存。文中的六个人物对大海在不同的程度上都有一种恐惧心理,他们在浩瀚的人生海洋中茫然若失,无所适从,害怕生活的激流随时会给他们带来灭顶之灾。当时间流逝,他们从大海汹涌澎湃的波涛中,看到的只是人生的悲哀和死亡的阴影。在小说中,波西弗是一个从不露脸的神秘人物,但他却是一条联系六个人物的无形纽带,使一个个分散的灵魂聚集到一起,对严酷的现实作出共同的反应,对复杂的人生发出同样的叹息。可是波西弗却在印度死了。在第五章中,有三个人物对波西弗的死作出了反应:波西弗的崇拜者奈维尔觉得这世界什么都完了;罗达则想起了人生的丑恶与徒劳;刚做了父亲的伯纳德弄不清楚自己是该为儿子的出生而喜还是该为波西弗的死亡而忧。伯纳德痛苦地感受到他们六个人都无法摆脱死亡的阴影。第七章的基调是时间的流逝,伯纳德,奈维尔,路易,苏珊,罗达都感受到了光阴逝去的怅然。而罗达,从童年起就被死亡意念缠绕着,中年时她又徘徊在自杀的边缘,后来又终于走上了自杀之路。在小说最后一章的结尾伯纳德向死亡发出了挑战的宣言:“在最后的一段跑道上跃跃欲试时,我们究竟看见了什么样的敌人正在向我们迎面扑来呢?这就是死亡。这敌人就是死亡。我向死亡冲去,平端着我的长矛,头发迎风向后飘拂......我用马刺猛踢着马。我要纵身扑向你,我不曾失败,也永不屈服,啊,死亡!”[8]110其实,人生就像波涛汹涌,循环不息的海浪。看似昙花一现,转瞬即逝的海浪经过周而复始循环,海浪重新返回到了人类整体生命这个大海的怀抱。在《海浪》伍尔夫对生死的理解是超脱的。既然人生有生存也有死亡,有瞬间也有永恒,那么死亡又有什么可怕的呢?
六、结 语
死亡是人类永恒的困惑。伍尔夫自身独特的成长经历和博览群书后的沉思冥想使得她的小说充满着对死亡的思考,并把它艺术化的表现在她的文学创作中。她对死亡的探讨从早期的迷茫到后期的超脱,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成熟的过程。伍尔夫对死亡的探讨是开放性的,意在启迪人们的思想。“死亡渗透整个生命,迫使个体回归自身,更加关注自己的理想自我,由此表现了个体的责任感与奋斗精神。”[9]81伍尔夫对死亡的见解是独特的,积极的。最后,当她毫不犹豫地向乌斯河纵身一跳,死亡对于伍尔夫而言不再是可怕的事情。她通过选择死亡实现了生命的永恒。正如她笔下的人物一样,伍尔夫以死实现了对生死的超越,她的肉体消亡了,但她所提倡的精神主义将永放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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