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玉及其作品的辨伪,业已得到学术界认可。吴广平、刘刚的科研成果,令人敬佩。作为屈原之后的伟大作家,宋玉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逐渐得到公正客观的评价,他对后世文学的沾溉从汉代即已开始,当然,对其作品的批评也随即展开。至六朝时,对宋玉及其作品的接受继续向纵深发展。纵观从西晋至陈的赋论和辞赋、散文创作,可以看出宋玉及其作品的受容存在一个演变过程,这种演变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在赋论中,对宋玉的评价及其作品的地位逐渐得到提升
晋代主要是皇甫谧和挚虞从理论上对宋玉进行了否定乃至批判。皇甫谧在《三都赋序》云:“至于战国,王道陵迟,风雅寝顿。于是,贤人失志,辞赋作焉,是以孙卿屈原之属,遗文炳然,辞义可观,存其所感,咸有古诗之意。皆因文以寄其心,托理以全其制,赋之首也。及宋玉之徒,淫文放发,言过于实,夸竞之兴,体失之渐,风雅之则于是乎乖。”[1]757挚虞的《文章流别论》也说:“前世为赋者,有孙卿屈原,尚颇有古诗之义,至宋玉,则多淫浮之病矣。”[1]819这两段论述的实质基本相同:两人都扬屈抑宋,对宋玉辞赋的华丽夸张进行了声讨。我们甚至可以说,挚虞基本上只重复了皇甫谧的观点,没有理论创新。回顾一下汉人的经典评论,可知两人的观点并不新鲜。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早就点出:“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古诗之义。其后宋玉、唐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宏衍之词,没其风喻之义。”[2]572
至梁代,沈约的《宋书·谢灵运传论》开始扭转前人的看法:“周室始衰,风流弭著,屈平宋玉,导清源于前,贾谊相如,振芳尘于后,英辞润金石,高义薄云天。”[3]296同样是屈宋并称,但宋玉开始不是作为否定的对象进入赋论领域,而是同屈原一样,成为了辞赋文学的开创者,并从正面影响着有汉一代的辞赋家。应该说,这在宋玉研究史上,是一个里程碑式的评价,从此之后,历代对宋玉的批评,不再呈现一边倒的现象,而是毁誉兼有。具体到南朝,除了颜之推仍持否定的态度之外,其他文论家更多的是以赞誉之语评价宋玉及其作品的。
沈约之后,萧统又对宋玉予以高度评价。《文选序》:“古诗之体,今则全取赋名。荀宋表之于前,贾马继之于末。”[3]328在其主持编撰的《文选》中,还收录了宋玉的五篇作品:《风赋》《高唐赋》《神女赋》
《登徒子好色赋》和《对楚王问》,这对于宋玉作品的保存和研究可谓功莫大焉。
萧绎《金楼子·立言》:“屈原、宋玉、枚乘、长卿之徒,止于辞赋,则谓之文。”这句话表面看来,对屈宋的评价似乎不高,但结合另外一段文字看,其揄扬之意并不难会:“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至如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3]368萧绎是从纯文学的角度去评价宋玉的,他所推重的正是前人否定的,“绮縠纷披”的语言美曾经即被皇甫谧讥刺为“淫文放发”,使宋玉屡次遭受非议,可在萧绎看来,这正好是其独秀众人之处。
对宋玉研究具有划时代贡献的当首推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刘勰论及宋玉之处多达13条,在公允性、全面性、深刻性等方面都达到了当时的最高水平。刘勰的评论主要涵盖以下方面:第一,把宋玉在辞赋史上的地位提升到“辞赋十大英杰之一”的高度,并指出其对赋体文学形式定型的巨大贡献。第二,客观、公正地概括了宋玉辞赋的基本艺术特征。第三,肯定了宋玉于对问体、诙谐文学、祝辞文学的首创之功[4]。
刘勰是宋玉研究的集大成者,他所取得的成就、所达到的高度在六朝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继他之后,有关宋玉的理论批评在梁陈时期逐渐消歇,甚至处于停滞状态。至此,我们已能清晰地梳理出宋玉的文学史地位自晋至梁的逐渐提升过程,在经历由否定到肯定的根本转折之后,在刘勰的理论体系中,对宋玉的评价已不能简单地笼统地予以否定或肯定,而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尽量还原出一个文学史和历史中的真实的宋玉。
二、宋玉的形象由文学侍从演进为绝世才子对于宋玉形象的演变,这在宋玉研究史上是一个老话题,而宋玉形象的嬗变,最早应追溯至六朝时期。在这个文学的自觉时代,宋玉的形象由文学侍从演进为绝世才子。
由于宋玉在创作中屡屡将楚襄王和自己处理为作品中的角色,因此,晋人也沿袭了这一点,在作品中,也往往假托楚襄王和宋玉来展开描写。陆机《羽扇赋》:“昔楚襄王会於章台之上,山西与河右诸侯在焉。大夫宋玉、唐勒侍,皆操白鹤之羽以为扇。”傅咸《小语赋》云:“楚襄王登阳云之台,景差、唐勒、宋玉侍。王曰:‘能为小语者处上位。’”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序》云:“楚襄王时有宋玉、唐景,梁孝王时有邹枚、严马,游者美矣。”
以上引文全都着眼于宋玉文学侍从的身份,而这正是宋玉在襄王朝的真实历史身份。《风赋》开篇:“楚襄王游于兰台之宫,宋玉、景差侍。”此外,《高唐赋》《神女赋》《对楚王问》《登徒子好色赋》以及《大言赋》《小言赋》等作品中,襄王与宋玉之间的问对,明确地透露了宋玉明为小臣实为文学侍从的尴尬身份。陆机等人在作品中给宋玉这样的身份定位自是情理之中的事。
而到了梁朝,宋玉的这种历史身份相对被文人所忽略,其杰出的文学才能得到时人的垂青,于是,宋玉绝世才子的形象逐渐为人们接受。萧绎《中书令庾肩吾墓志》:“荆山万里,地产卞和之玉,隋流千仞,水出灵蛇之珠,故能胤兹屈、景,育斯唐、宋。”[5]198宋玉不仅成了“人杰地灵代写论文”的形象大使,而且还是才子的代名词。刘勰《文心雕龙·杂文》:“宋玉含才,颇亦负俗,始造《对问》,以申其志,放怀寥廓,气实使文。”江淹《灯赋》:“屈原才华,宋玉英人。恨不得与之同时,结佩其绅。”由这些赞语可以看出,宋玉文学侍从的习见形象渐渐淡出梁人的视野,转而以才子形象屹立于文学之颠。
实际上,班固的《离骚序》也曾对宋玉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肯定:“(屈原)然其文宏博丽雅,为辞赋宗。后世莫不斟酌其英华,则象其从容。自宋玉、唐勒、景差之徒,汉兴,枚乘、司马相如、刘向、扬雄,骋极文辞,好而悲之,自谓不能及也。虽非明智之器,可谓妙才者也。”[2]585班固虽然批评宋玉的不明智,但仍然认为他是个才子。然而由于儒家文论的巨大影响,这种赞扬之声在汉晋时期显得如此微弱,几乎完全被贬抑之调所淹没。晋朝的习凿齿是另一个较早的慧眼识珠者,《襄阳耆旧记》云:“(宋)玉识音而善文,襄王好乐而爱赋,既美其才,而憎其似屈原也。”[6]574然而习凿齿的表述与梁代人比较起来,其赞赏显然力度不够,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宋玉作为才子形象的正式出现,应始于梁朝,在朝代更迭中,宋玉的形象也处于不断进展和完善之中。到了唐代,人们对宋玉本人的认识更是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三、由宋玉开创的文学意象由悲秋逐渐集中于女性题材创作中
由于宋玉在辞赋创作中所取得的成就及对汉赋的巨大影响,他成功营造的秋悲和所描绘的“云雨”“巫山”“高唐”“阳台”等等对象,随着宋玉的逐渐深入人心,慢慢渗透到相关文学题材中,并成为中国文学中的经典意象和高频符号。
这些特有的文学意象在六朝的受容同样存在一个演变过程,甚至可以说,不同时期的人对此还有不同的偏好。在晋代,由于时代的影响,文人垂青的是宋玉在《九辩》中所成功开创的悲秋题材。如潘岳《秋兴赋》:“四时忽其代序兮,万物纷以回薄。览花莳之时育兮,察盛衰之所托。感冬索而春敷兮,嗟夏茂而秋落。虽末士之荣悴兮,伊人情之美恶。善乎宋玉之言曰:‘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憭栗兮若在远行,登山临水送将归’。夫送归怀慕徒之恋兮,远行有羁旅之愤。临川感流以叹逝兮,登山怀远而悼近。彼四戚之疚心兮,遭一途而难忍。嗟秋日之可哀兮,谅无愁而不尽。”何瑾《悲秋夜》:“叹授衣于豳诗,感萧瑟于宋生。天寥廓兮高褰,气凄肃兮厉清。燕溯阴兮归飞,雁怀阳兮寒鸣。霜凝条兮漼漼,露沾叶兮泠泠。”这两篇作品在立意、遣词、情境、情感基调等方面与宋玉的《九辩》完全一脉相承。晋之后,南朝人在创作中仍然喜欢袭用宋玉所开创的秋悲情境,但以这两篇最为典型。
到梁代,宋玉作品的生机又勃然而发。不过,和晋代不同的是,宋玉作品中的文学意象开始更为全面地影响此时的文学创作。这些作品主要有萧纲的《采莲赋》《筝赋》,萧绎的《玄览赋》《秋风摇落》,沈约的《郊居赋》,江淹《丽色赋》,萧詧的《愍时赋》等。在这些赋作中,不仅延续了悲秋传统,而且对美女的描写更是深入人心,“楚王”“高唐”“神女”“伤春”“东邻”已成为特有的文学符号。如萧纲《采莲赋》:“楚王暇日之欢,丽人妖艳之质。”江淹《丽色赋》:“夫绝世独立者,信东邻之佳人,既翠眉而瑶质,亦颅瞳而丽唇……”萧绎的《秋风摇落》更是将宋玉的文学意象有机融合在一起:“秋风起兮寒雁归,寒蝉鸣兮秋草腓。萍青兮水澈,叶落兮林稀。……神女云兮初度雨,班妾扇兮始藏光。”
值得一提的是,宋玉阳春白雪、高音难和的感叹同样得到了梁代人的共鸣,萧纲的《与湘东王书》有:“巴人下里,更合郢中之听。阳春高而不和,妙声绝而不寻。”[5]116刘峻《与宋玉山元思书》:“而荆南雅曲,高音鲜和,河西名骥,灭没谁赏?”[5]620宋玉对梁代文学的影响之大可想而知。导致宋玉及其作品在六朝发生上述流变的主要原因应和文学的自觉发展有关。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说:“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Ar?tfor?
Art’s? Sake)的一派。”[7]526这话诚然不错,但是,文学的自觉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更科学地说,它应始于魏,发展于西晋,而成熟于齐梁。汉儒论诗,看重的是文学“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政教功能,魏晋去汉不远,汉代强调文学教化功能的论调不可能随着江山的改朝换姓而迅速退出历史舞台。于是,班固从政教出发对宋玉作品的批评到晋代被皇甫谧和挚虞再次重申、强调。随着儒家思想在南朝的边缘化、文学自觉逐渐向纵深发展及文学批评论著的大量出现,文人已逐步摆脱了两汉儒家诗教观的束缚,而是从文学内部去探讨诸如文学的风格特征与作家才性的关系、文学的文体特点等一系列问题。于是,在这种时代审美浪潮中,人们对宋玉的作品也就慢慢能够超越功利层面去解读、接受,宋玉的地位自然得到提升,才子的形象逐渐被人们认同,并进而奠定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其作品也逐渐成为齐梁陈文人师法的对象。而随着南朝辞赋文学的贵族化发展,特别是萧纲和萧绎的理论倡导和表率作用,辞赋创作不仅在艺术上向新巧绮丽方向迈进,而且转向对宫阃深闺生活的描写,而宋玉辞赋中有关情爱、女性容貌的描写恰好切合了当时辞赋创作的需要,于是宋玉所描绘的“巫山”“高唐”“神女”等文学意象就频繁而集中地出现在此时的作品中[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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