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和谐文化,是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引领下,以倡导和谐理念、培育和谐精神、营造和谐氛围为价值追求,包含先进文化、大众文化、传统文化、外来文化及一些被改造过的宗教文化和落后文化等在内的文化形态。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既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又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条件。本文拟对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机制问题作一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一、“机制”问题之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重要性
分析“机制”问题,必须首先涉及“制度”问题。什么叫制度?亨廷顿指出:“制度就是稳定的、受珍重的和周期发生的行为模式。”[1]从制度作为一个体系的角度看,它可以分为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两个层面,其中:基本制度是反映事物本质的、具有战略地位的、关系事物发展全局的重要制度,其特点是基础性、整体性、宏观性和稳定性,但基本制度比较抽象,不易操作;具体制度则是基本制度的表现形式和实现形式,又包括体制和机制两个方面,简单说,体制是基本制度在权力配置、组织结构和工作布局等方面的安排,机制则是体制中的各个主体在一定规范的作用下的运行程序、途径和方式,具体制度的特点是非基础性、局部性、微观性和可塑性,它比较直观,在自己的能量逐步释放完竭而由强盛走向衰弱之后,便会提出变革的要求。当然,基本制度的“稳定”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具体制度的“可变”也非转瞬即逝而是具有一定的平稳周期。如果说基本制度是内容、本质,基本制度决定具体制度的性质和发展变化,那么,具体制度则是形式、现象,具体制度的选择恰当与否对于基本制度的合法性和生命力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马克思说:“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2]。由此可见,人们在不否定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可以通过发挥主观能动性,对具体制度尤其是机制中那些不适应时代要求、实践进步和科学发展的部分进行改革创新,赋予它们新的工作机能,以确保基本制度的安全和落实。在厘清了这些关系后,即便有时人们笼统地将制度体系中的基本制度、体制和机制都称之为“制度”,也不妨碍我们对问题的正确理解和深入探讨。将上述学理运用来探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同样是适用的。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所必须坚持的基本制度,一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因为我们所要建设的“和谐文化”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而不是别的什么性质的,因而它的指导思想只能是马克思主义而不能是别的什么主义;二是以求同存异、体谅包容、和而不同为思想内核,因为“要更好地构建和谐社会,就必须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引领下,大力建设和谐文化,广泛动员人民群众投身和谐社会建设”[3]。那么这些基本制度怎样由静态规定转化为现实的文化生活呢?这就需要具体制度作为平台和载体来支撑和推进。在计划经济和强调“斗争哲学”的年代,我们在文化领域中所推行的具体制度,就是用行政手段来管文化、办文化,但这一做法现在已经不合时宜而需要“破旧立新”了。就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体制来说,主要有:一是改善党对文化工作的领导,理顺政府与文化企事业单位的关系,健全和规范文化行业组织,探索建立新形势下党委领导、政府管理、行业自律、企事业单位依法运营的宏观管理体制;二是深化文化企事业单位内部人事、劳动、分配等各个方面的改革,转变经营和管理方式,调动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三是落实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基本方略,努力建设体现文化特点的规范体系,使文化领域有法可依而又充满深厚的人文关怀;四是适应市场取向改革的要求,发展文化产业,健全文化市场体系,整顿文化市场秩序,做到既有效监管文化市场,又促进文化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文化产品在质上量上的提升;五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思想共识。
这些文化体制要真正落到实处、真正转化为实践中的宏伟蓝图,还需要一系列文化机制在“一线”作业。离开了这样的文化机制,文化体制的运作仍然是不可思议的;照搬以往的文化机制,文化体制的改革也根本无法进行。可见,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一个关键的问题是新型文化机制的有效供给、协调配合和高效运转,如此这项工作才有望顺畅开展,否则就可能遇到诸多困难甚至成为空话。
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机制系统
根据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基本制度和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要求,结合国家近期文化发展规划和全面建设代写论文小康社会的远景目标,我们认为,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机制有:
第一,公民文化权益保障机制。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4],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文化权益,让文化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从我们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看,公民文化权益的保障机制主要包括:1.发挥人民群众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中的主体作用,确保他们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2.保障公民的受教育权,推进义务教育在全国的均衡发展,并在此基础上搞好高中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3.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健全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尤其要对广大农村和西部地区实施文化援助以解决其文化产品和服务相对缺乏的问题;4.采取政府采购、补贴等措施,为低收入者、残疾人、老年人和农民工等特殊群体提供“文化低保”,满足其基本文化生活需求。
第二,文化传播机制。从信息学的意义上讲,如果文化产品是“信源”,文化产品的最终用户是“信宿”,那么文化传播机制则是“信道”,它发挥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文化传播机制主要包括:1.促进数字化和网络技术在文化传播中的运用,大力建设网上图书馆、网上博物馆、网上电影院、网上剧场、网上音像店等文化传播形态,以共享文化资源、提高文化传播效率、增强文化产品的表现力;2.发展手机网站、手机报刊、IP电视、移动数字电视、网络广播、网络电视等新兴传播载体,发挥多元载体的文化传播作用;3.支持民办公益性文化机构的发展,鼓励民间开办博物馆、图书馆等,积极引导社会力量提供公共文化服务;4.努力造就一支密切联系群众、反映时代气息、德艺双馨的文化工作者队伍,引导他们积极履行人类灵魂工程师的职责,为人民奉献最美好的精神食粮。第三,文化投入机制。文化具有意识形态属性,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它仍然必须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因而文化投入具有不同于一般产业的特点,不能完全按照市场化运作。文化投入机制主要包括:1.加大政府对文化事业投入力度,中央和地方财政对文化的投入增幅不低于同级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特别要确保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以上;2.对社会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实行全额拨款政策,鼓励这些单位设立基金会吸引社会捐赠,探索市场化运作形式;3.对健康的文化团体,实行财政资助和适量经营相结合的政策,将有营利能力的团体推向市场,给非营利性团体一定的政策倾斜;4.开放式筹措资金,通过社会组织、社会团体以及广大群众自愿支持和参与,解决文化发展经费短缺的问题。
第四,文化绩效评估机制。英国政府运用“绩效”概念衡量行政组织管理活动的效果时,主要考虑三项要素即经济(成本的节约)、效率(投入产出的比率)和效益(社会公众的满意程度)[5]。受其启发,文化绩效评估机制应包括:1.把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中是否真抓实干作为考察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个重要依据,从根本上改变以往那种唯GDP是从的片面政绩观;2.督促文化管理部门明确职能定位,精兵简政,提高履职能力特别是服务文化单位和回应社会的能力;3.建立健全对文化单位的评估指标,重视同行评议,使评估活动排除非专业因素和人为因素的干扰,具有较高的公信度;4.多种绩效评估类型(正式与非正式、内部与外部、短期与中长期、宏观与微观、定量与定性,等等)并举,力求结果客观、公正,经得起考验。
第五,文化激励机制。激励的目标是使组织及其成员因荣誉的获得而进一步激发潜力,推动事业又好又快发展。文化激励机制包括:1.进一步在全社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鼓励文化战线上的单位和个人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进程中建功立业;2.精神激励为主。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本身就是为社会成员满足精神需求、丰富精神世界、增强精神力量服务的,因而通过精神激励表彰在和谐文化建设中有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人才,借用毛泽东的话讲,就叫“旗子立起来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6];3.物质激励为辅。必要的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相结合,能够更好地起到示范和带动作用,从而为和谐文化建设提供长效的激励动力源泉;4.正确运用负激励。通过道德谴责和法律制裁对有关单位和个人违背和谐文化建设的非期望行为进行处罚,才能扬善惩恶,使人们明是非,知荣辱,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
第六,文化生态机制。“文化生态”是指将生态学尤其是生态平衡的方法运用于文化生活之中,以探求文化的存在和发展的规律。文化生态机制包括:1.文化建设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等协调发展,处于良性互动状态;2.在大力发展先进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同时,支持健康有益的大众文化,弘扬中华文化(关键是赋予传统文化中的“和合”思想现代文明因素),吸收外来文化的优长,善于改造宗教文化和落后文化,坚决抵制腐朽文化,以适应改革开放条件下人们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日益多样化的趋势;3.兼顾普及与提高,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消费能力和不断改善的文化消费结构,增进他们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4.在保护好物质文化遗产的同时,做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即那些偏重于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精神领域的创造活动及其成果)的保护工作,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增添光彩。
第七,文化交流机制。“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文化交流所发挥的就是这样一种不可替代作用。文化交流机制包括:1.促进国内区域文化和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以文化为纽带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增进民族团结;2.遵循“双百方针”,不同学术观点之间相互尊重、平等讨论,努力造成放收合理、争鸣有度的局面;3.发展海外华文教育,以文化为载体促进海内外同胞关系的和谐,为壮大爱国统一战线和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服务;4.配合国家总体外交,实施文化的“引进来”和“走出去”战略,包括通过法律和外交手段,按照国际社会处理非法流失文物返还问题的法律框架和原则,依靠国际合作,依法追索非法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
第八,文化安全机制。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和党的执政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安全机制包括:1.加强文化安全教育,构筑技术安全、网络安全、教育安全平台,防范文化安全上的麻痹大意;2.肃清封建文化遗毒,抵制个人主义、利己主义、纵欲主义、拜金主义等腐朽文化的侵袭;3.反对文化霸权主义,警惕西方利用所谓“普世文化”对我实施“西化”、“分化”图谋;4.完善文化领域的预警和应急机制,对来自各个方面的困难和风险未雨绸缪,从容应对。
第九,文化规范机制。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文化规范和监管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必要条件。文化规范机制主要包括:1.加强文化领域的法制建设,使文化法制在保障公民文化权益、保护知识产权、依法管理文化事业、打击文化市场不法行为中发挥保驾护航作用;2.加强文化领域的道德体系建设,使道德教育与社会管理、自律与他律相得益彰;3.对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实行分类管理,针对不同文化事业单位的特点,采取相应的管理措施,同时多为它们办实事,帮助它们解决实际困难;4.文化规范应明确而具体,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尽量减少用口号式、标语式的语言表达。
上述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机制是一个整体、系统,它们之间不是相互割裂而是相辅相成的,一种机制的运行和发挥作用,需要以其他机制的运行和发挥作用为前提,正如列宁所说:“一切都是互为中介,连成一体。”[7]
三、以改革创新精神促成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机制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改革是在社会基本制度不变的前提下对旧的社会具体制度的变革,而这恰恰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过程中新机制形成的实质;创新不但是改革,更是改革的新境界,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机制永葆生机的不竭动力。以改革创新精神促成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机制,要求我们努力做到:
首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正确的,但对它们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8]。在当代中国,只有以中国化为核心、时代化为尺度、大众化为基础,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三化”进程,才能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通过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创新,不断在实践中探索前进,永不自满,永不懈怠,这是我们要长期坚持的治党治国之道”[4]537-538。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越是深入人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越是向前发展,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机制也就越是道多路宽、姿彩纷呈。
其次,增强动力、化解压力、突破阻力。动力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创新型社会和学习型社会、执政党的重视和自觉等,正是有了这些动力,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机制才得以逐步形成和完善,我们要努力让动力“马达”能够有序地、强劲地、可持续地运转,以期它们源源不断地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机制输送物质的、组织的、舆论的“养料”;压力如构建和谐社会中人民群众对和谐文化提出的更高要求,使得原有的文化体制、文化运行机制与这种要求之间的矛盾加剧,正是由于这种压力,才促使党和国家作出“在时代的高起点上推动文化内容形式、体制机制、传播手段创新,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是繁荣文化的必由之路”[9]的论断,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只要我们政策对头,措施得当,落实有力,压力是可以化解的,甚至是可以转化为动力的;阻力如新机制一旦形成可能会损害一些文化管理部门及其领导干部的既得利益,因此他们出于私利消极对待改革,不思进取,并以“保持和谐”为借口从中作梗,这样的阻力虽然不是主流而是支流,但它的负面影响却是不可掉以轻心的,是需要通过加大改革力度和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寻求破解对策的。
再次,树立“问题”意识,在解决问题中推动工作。“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既是价值追求,是一项与我们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相伴随的“长线工程”;又是行动,是由较低层次的文化和谐不断走向较高层次的文化和谐的动态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一个时期的体制性机制性问题解决了,但经济社会及文化生活的发展变化又会带来新的体制性机制性问题,而“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10]289-290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机制,就是在这样一个不断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实现新老交替、新陈代谢的。新机制取代旧机制并不能自动实现,有时侯甚至会产生阵痛,它要求我们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特别是“对那些长期实行而不管用的方式方法,应该问一个‘为什么’,应该换一种方式进行思考:是相关条件不具备,还是根本就不对?由此,才有可能探索出新的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法”[11]。
最后,善于吸收借鉴世界各国的有益经验。美国学者约瑟夫·奈所鼓吹的“软实力”理论强调,在全球信息时代,经济、科技、军事等“硬实力”依然重要,但文化、政治、外交等“软实力”作为“不易掌握的隐性精神力量”正在变得比以往更为突出。正是看到全球化进程中文化在民族国家的核心竞争力中的地位不是下降了反而上升了,所以当今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都高度重视制定本国的文化发展战略,并为促进本国文化事业的发展而加快文化体制和运行机制的改革。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12]如果说在文化基本制度特别是指导思想方面我们同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共同语言和调和余地,那么在文化具体制度方面,有不少体制和机制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都可以用,很难笼统地说它们是姓“社”的还是姓“资”的。因此,我们要按照“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要求,善于学习世界各国在推动文化建设和发展中所形成的先进体制机制,并根据我们的国情加以扬弃,使之更好地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和提高中华文化的国际竞争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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